一次驚奇的泰國之旅
1988年11月8日，由自治區副主席張聲震率領的廣西民族文化代表團赴泰國訪問。當時還是廣西民族研究所業務人員的覃聖敏，被張聲震“欽點”為團員。
第一次到泰國，覃聖敏對一切都充滿了好奇。他有點納悶，怎麼曼谷街頭的泰國人說話的語調，竟很像廣西壯語南部方言？此前，他也聽說過壯語和泰語有點相似，但究竟是怎麼回事，他也沒有深究過。
晚上，泰方在飯店盛情款待廣西代表團一行。泰國孔政大學的一位教授與覃聖敏共席。廣西代表團只帶了一名翻譯，由於雙方交談甚歡，翻譯忙得不可開交。覃聖敏一時插不上嘴，只好乾坐著。忽然，那位泰國教授笑吟吟地招呼他：“阿詹覃，斤阿斤阿！”（泰語：覃老師，吃啊吃啊。）
覃聖敏楞了一下，隨即用廣西“南壯”話答道：“乜斤僚，音僚。”（壯語：不吃了，飽了。）他當時只是想用壯語“試音”，沒想到對方居然聽懂了。
泰國教授像發現了新大陸，興奮地問翻譯：“阿詹覃”是什麼時候學泰語的，講得這麼正宗？翻譯也很奇怪。覃聖敏只好如實“交代”，他剛才講的不是泰語，而是廣西的“南壯”話。
泰國教授感到不可思議，他撇開翻譯，指著桌上的一碟紅燒魚問：這個叫什麼？覃聖敏用壯語說出一個詞，對方也用泰語說出一個詞。兩人都驚住了：讀音幾乎完全相同！泰國教授接著一一指點桌上的牛肉、豬肉、螃蟹、蝦、壅菜，問“這個叫什麼”，覃聖敏一一回答。兩人再次驚呼：怎麼讀音是一樣的？ ！
泰國教授乾脆站起來，用手指點著自己的腦袋、耳朵、鼻子、嘴巴、牙齒、舌頭……從上面一直指到腳趾頭，覃聖敏也用壯語把自己身上的“零件”名稱逐個念了一遍，結果讀音跟對方基本相同。兩人哈哈大笑，張開手臂擁抱在一起，幾乎同時喊出了兩個字：“貝儂！”（壯語泰語都是“兄弟”的意思,也有叫”比儂”）。
1990年，泰國藝術大學代表團一行6人飛到廣西。他們在廣西壯學專家的陪同下，考察了壯族山村，參觀了南寧、桂林、柳州三市的博物館。在桂林市南郊獨山西南側的甑皮岩洞穴遺址，泰國學者的眼睛齊刷刷“釘”住了陳列室展出的“蹲葬”圖片。泰國考古專家素林突然問覃聖敏一個很奇怪的問題：“當初你們發掘遺址，有沒有在遺骨上看見繩子？”
覃聖敏被問得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只得如實相告：這個遺址距今已有7000至10000年，即使有繩子也化成灰了。
素林指著“蹲葬”圖片神秘兮兮地說：“單憑這個東西，課題就可以立項了。知道是為什麼嗎？”覃聖敏如墜五里雲中，搖了搖頭。 “因為泰國王族現在還有蹲葬的習俗，王族的人死了，也要用繩子捆成蹲坐的姿勢，再進行火化。”素林一語道破機關。
1991年1月，中泰雙方在泰國藝術大學舉行《壯泰民族傳統文化比較研究》合作協議簽定儀式，廣西民委主任餘達佳、泰國藝術大學校長凱西分別在協議書上簽字。
【用語言學破譯壯泰同源“密碼”】
根據協議的約定，1991年至1993年，中泰雙方的課題組專家每年都要互訪一次，分別到泰族和壯族農村考察，每次訪問的時間為20天左右。覃聖敏和廣西課題組成員利用訪問泰國的機會，在農村收集了大量的文字和圖片資料。
孔子曰：“禮失，求諸野。”覃聖敏在泰國訪問期間，對孔老夫子的話有了更深的體會。進入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泰國的許多城市“西化”傾向越來越明顯，只有在農村，仍保留了許多從古代遺留下來的人生禮儀和生活習俗，而這些禮儀和習俗與壯族的相似性、相近性到了令人驚訝的程度。比如：壯族農村有上面住人、下圈家畜的干欄式建築，泰族也有；壯族農村有碓、竹篾泥磨，泰族也有；壯族有舂糯米糍粑的習俗，泰族同樣有；壯族有壯錦，泰族有泰錦；壯族婚禮中有“攔門歌”，泰族婚禮中有“攔路竿”；更奇的是，壯族有竹編的捕魚工具“森”和“塞”，泰族也有，而且叫法和形狀幾乎完全相同。難怪覃聖敏在泰國農村拍到這些照片時，連喊“太珍貴，太不可思議”了。
但是，學考古的覃聖敏非常清醒，僅有工具、建築、習俗上的相似性，還不足以證明壯泰同源，因為這些東西的相似性也可以是由接觸的經驗造成的，而同源的前提則必須是共同生活過，其中最關鍵的是語言系統中最穩定詞語的相似性，這些詞語主要有“天”、“地”、“你”、“我”、“吃”、“走” 、“生”、“死”以及各種農作物和家禽家畜的名稱。於是，他又組織專家利用語言學這個“顯微鏡”來破譯壯泰同源的“密碼”。
課題組收集了2000個壯族古老、常用的生活詞彙，然後從中挑選出1000個詞彙，跟泰族對應的詞彙進行比較，結果相同相近率達到70%以上。這已基本能夠證明和支持壯泰同源的推論了。但覃聖敏還是不滿足，也不太放心。於是，他又運用語言學家、北京大學博士陳保亞先生最新提出的“聯盟樹”理論，對壯泰民族的通用詞彙進行推演。
“聯盟樹”理論，創造了一種區分兩種語言之間是同源關係還是接觸關係的新方法，它將語言學家斯瓦迪士1952年從印歐語言中挑選出來的被公認為人類語言中最穩定的200個詞語，分為兩階，第一階有100個詞語，第二階也有100個詞語。在這兩階詞語中，如果兩種語言的關係詞（語音相同相近的詞）數量從第一階到第二階呈上升趨勢，則屬於接觸關係；如呈下降趨勢，則屬於同源關係。利用這一方法，覃聖敏推演出壯泰語言是同源關係。
接著，他又創造性地運用考古學的地層學原理，對壯、泰民族分離的時間進行“斷代”，即通過分析一些具有時代意義的詞彙，來劃分壯、泰民族分離時間的上限和下限。他首先選擇讀音相同的詞（說明共同時生活時間長）來推定時間的上限，這類詞他選最晚的，晚至東漢時期，這類詞主要有“犁田”、“買賣”、“金銀”等；然後再選擇讀音不同的詞（說明已經分離）來推定時間的下限，這類詞他選最早的，早至晉朝、南朝時期，這類詞主要有“水車”、“龍骨車”、“拱橋”等。這麼上下一“卡”，壯、泰民族分離的大致時間就出來了。
“斷代”之後，覃聖敏再運用考古、歷史、文化等學科材料進行印證，最後得出研究結果：壯、泰民族共同起源於古代百越民族集團中的西甌和駱越，他們原來共同生活的區域，主要在五嶺以南到現在越南紅河以北地區。他們共同生活的時間大致延續到東漢時期；他們分離的時間，大致在東漢以後至唐代以前這段時間，也就是中國歷史上的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公元3-6世紀），其中的一部分輾轉遷徙到現在的泰國北部。大約經過幾百年的發展，才在泰國北部建立了王國，並逐步統一了今泰國境內的許多小國，建立起素可泰王朝。由於受到不同文化的影響，最終逐漸形成了壯族和泰族兩個不同的民族。
泰方學者在課題研究總結中也認為，台語民族共同起源於古代百越民族集團中的西甌、駱越，後來台語民族往西、往南遷徙，與生活在湄公河、湄南河流域以及東南亞沿海河口平原的孟族、高棉族和撣族產生血緣關係，演變成今天的泰族。
壯、泰民族起源和發展的“同源異流”說，至此得到中泰雙方學者的一致認可。
內容提要：壯泰族群的傳統文化有許多共同點。這些共同點的形成，因緣於壯泰同源。兩個民族的先民原來共同生活在今廣西等地，一直到東漢時期。他們分離的時間，主要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分開以後，由於受到不同文化的影響，逐漸形成了兩個不同的民族。這種情況，與遠古時期生活在中國大陸和東南亞的三大民族集團的發展正相吻合。
壯族主要聚居在今中國廣西，鄰近的雲南、貴州、湖南、廣東等省也有分佈。泰族則主要聚居在今泰國境內，為泰國的主體民族。
研究發現西雙版納的傣族，德宏州傣族也是與壯族同祖。傣族的“傣”既是壯語下面的“下”的意思，傣族一直往南遷移，故有在下面的意思。傣族、侗族、布依族、毛南族也是和壯族同祖並語言相通。
一、壯泰民族文化的共同點
壯泰民族的傳統文化，在許多方面可以說是大同小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如下幾方面：
⒈語言文化方面
在壯語和泰語的語音中，共有的聲母為p、ph、b、m、f、v、t、th、d、n、s、l、k、kh、?、h、?等17個，共有的元音有a、i、u、e、o、?、?等7個；韻母中有以-i、-u、-?、-m、-n、-?、-p、-t 、-k收尾的音節；元音帶有韻尾時，分為長音和短音的現像比較普遍，而以單元為韻母時則都是長音。在壯語北部方言中，沒有送氣塞音聲母，而在泰國南部的董裡、博他崙府的泰語中也是如此。另外，壯泰語中韻母系統的佈局通常是對稱的，例如有ei就有ou，如果ei變為i，則ou也相應變為u；高元音和韻尾之間往往帶有過渡音，帶過渡音的高元音和腭化、唇化音與漢語的介音不同。
壯語泰語中的聲調都是四個基本調類，又因聲母的清音和濁音各分為陰、陽，故而形成八類。儘管壯語和泰語的聲調和調值不完全相同，但卻有整齊的對應關係。
在語法方面，壯、泰語的詞序和虛詞都是表達語法意義的重要手段，語序均與漢語一樣為主語——謂語——賓語；但是，壯泰語的詞序則與漢語大相徑庭，壯泰語語句中的修飾或限制萬分一般位於被修飾的中心詞之後，指示代詞更在整個修飾詞組的後面，而漢語的修飾成分則在中心詞組之前。例如，漢語中的“牛肉”“豬肉”“大哥”“二哥”，在壯泰語中的詞序為“肉牛”“肉豬”“哥大”“哥二”，等等。這種詞序結構的不同，如果從漢語的角度來看，往往會把壯泰語的詞序視為“例裝”。其實，從思維的順序來說，壯泰語屬於順行結構類型，而漢語則屬於逆行結構類型。
在基本詞彙方面，壯語和泰語有許多是相同或相近的。我們曾列舉了2000多個基本詞彙進行比較，相同或相近的約佔75%左右。為了避免選詞時的主觀傾向，梁敏、張均如教授在《侗台語族概論》①一書中，以斯瓦迪士（M.Swadesh）選定的200多個詞彙為基礎，剔除一些在侗台語中沒有或用詞組表示的詞項，最後選定200多個詞項作為壯語和泰語對比的基教。他們對比的結果，壯泰語的同源詞佔64.74%。另外，與壯、泰民族語言密切相關的地名，其結構及詞義也往往相同，例如以“板”[ban]、“岜”[pia]、“古”[ko]、“雷”[doi]等詞冠首的雙音、三音地名，在壯泰民族分佈區並不罕見。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
二、壯泰民族溯源
由前近述，壯泰民族的傳統文化中確有許多共同點。這些共同點何以形成？尤其是壯語泰語中基本詞彙的相同相近率那麼高，原因何在？
⒈語言的啟示
不同的民族及其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有不同的語言，所以，語言是一個民族歷史發展的“活化石”。
語言的產生，首先是在同一個群體內的人們因長期生活在一起而約定俗成逐步形成的，並在不斷地發展。隨著各種人類群體的發展和壯大，各種語言呈現出紛繁的現象。為了區分世界上各種語言的譜系關係，語言學家們把各種語言分為不同的語系、語族和語支。一個語系包括若干個語族，一個語族包括若干語支，同一個語系內的語族、語支，都有同源的親屬關係。按照這種譜系分類法，中國的語言學家通常都將壯語和泰語劃歸於漢藏語系侗台語族台語支。儘管語言學界的意見並非完全一致，但分歧點主要在於侗台語族的語系問題，而對侗台語族及台語支內部各種語言的親屬關係則沒有爭議。既然壯語和泰語同屬一個語支，就說明壯語和泰語同源，同時也說明壯族和泰族同源，因為語言不可能離開民族而存在。
一個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不可能是孤立的，通常都與周圍的其他民族進行交往。互相接觸、交往的結果，在語言上也會互相吸收。所以，非同源的民族也可以在語言上產生共同詞彙的現象。有人曾經設想，壯語和泰語的共同點，有可能產生於兩個民族的交往。但是，這種設想並經不起推敲，首先，一個民族在語言上受到其他民族的影響，通常只是吸收其詞彙而棄用其語法，而壯泰民族在語言上的共同點，不僅是詞彙方面，更重要的則是語法完全相同，由此可知壯語泰語的共同點並非只是接觸關係。其次，兩個民族之間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受著地理條件的製約，在古代尤其如此。在壯泰民族分佈區之間相距甚遠，陸上沒有河道溝通水路，陸路也因千山萬嶺的阻隔而不暢通，海道還要繞過馬六甲海峽，風險甚大。在交通如此不便的自然條件下，壯泰先民的交往必然受到限製而不可能頻繁。即使壯泰先民有所交往，也不可能達到在語言上具有那麼多共同性的地步。這點還可以從壯族和漢族的交往歷史和結果得到反證。從地理條件看，壯族先民分佈區和漢族地區之間的交通條件遠比壯泰民族分佈區之間便利得多；從交往的歷史看，即使僅從秦代算起，壯族先民和漢族交往至少已有二千多年，而且從未間斷過。但直至今日，壯漢之間的語言差距仍然很大，用壯語和漢語仍然無法直接進行交談。這種情況與壯泰語言之間的親近距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例如，1991年我們和泰國學者同去訪問廣西靖西縣（南壯）的一個農村。該村的村民從未聽人說過泰語，剛開始時，村民們對泰國學者說的泰話並不明白，但當泰國學者把一句話的有關詞彙分開，一個單詞一個單詞地反复說了幾次之後，村民很快就反映過來，一個小時不到就可以進行簡單的對話了。當說到農戶中一些家具的名稱時，一個文化程度不高的壯族中年婦女甚至還糾正了泰語翻譯人員的誤譯，結果使大家開懷大笑，壯泰之間的語言距離一下子縮短了許多。如果用漢語普通話同村民交談，絕對達不到這種效果。所以，壯泰語言的共同性，不可能僅僅由於兩個民族的交往所能形成的，而是因為原來曾經在一起共同生活的緣故。
為了區分兩種語言之間是同源關係抑或接觸關係，中國年青的一代的語言學者、北京大學的博士陳保亞先生創造了一種新方法①：將斯瓦迪士從印歐語言中挑選出的被公認為人類語言中最穩定的200個詞彙分二階，第一階稱為“第一百詞”，第二階稱為“第二百詞”；然後根據兩種語言在第一階和第二階中的“關係詞”的多少來確定從第一階到第二階是上升還是下降，如果是上升，則表明這兩種語言沒有同源關係而僅有接觸關係；如果是下降，則表示這兩種語言有同源關係。其關係如下圖：
這個
“關係階曲線圖”，經過在已知有同源關係或不同源而僅有接觸關係的各種語言中進行驗證，結果都證明這種方法是正確的。我們運用這種方法對壯語和泰語進行比較的結果，第一階有90個關係詞，第二階有65個關係詞，從第一階到第二階的趨向是下降的，說明壯泰語有同源關係。
既然壯泰民族同源，其先民原來曾在一起共同生活，那末，他們於何時何地在一起共同生活？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有必要分別追溯一下這兩個民族的起源。
⒉壯族來源問題
關於壯族的來源問題，主要有“外來說”和“土著說”兩種觀點。
“外來說”總的認為壯族是從其他地方遷到廣西來的，而從何地遷來，又有不同說法。有說直接從山東、河南遷來的，也有說從四川、陝西一帶輾轉遷來的，還有說從湖南、福建、廣東遷來的，等等。至於遷入廣西的時間，多數說是宋代，還有一部分說是明代。
這些“外來說”的根據，主要是流傳於各地壯族民間的族譜和一些碑刻。綜觀各姓氏的的族譜和墓碑，幾乎都沒有說是廣西本地土著的，所以，從表面上看，壯族“外來說”的根據似乎很充足。但是這些族譜多是清代以來陸續編修的，明代編修的都已經很少見到；墓碑也多刻立於明清時期。這些族譜或墓碑多數都說是在宋代（公元960~1279年）期間從中原的“山東白馬”遷到廣西的。由於編修族譜或刻立墓碑的時間與其文中所說遷入廣西的時間已相距數百年之久，因而其可信程度如何，還需要謹慎考訂。假如這些族譜或墓碑所說的都可信，那末，在宋代以前廣西地方就不應該有壯人。但這與歷史事實不符。據《淮南子?人間訓》記載，廣西地方在秦時就生活著勢力強大的土著民族西甌、駱越。而據歷史學家和民族家們的研究，一致認為西甌、駱越即今壯族的先民。約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五十萬大軍分為五路攻略嶺南（今廣西、廣東），其中一路曾經遭到西甌、駱越人的頑強抵抗。越人利用地形、地物在夜間襲擊秦軍，擊殺了秦軍統帥屠睢，使秦軍“伏尸流血數十萬”；逃得性命的秦軍提心吊膽，“三年不解甲弛弩”，精神高度緊張。進攻廣西的秦軍有兩路，至少有二十萬，為數已經不少，秦軍裝備的精良，亦遠非越可比。但人數眾多、裝備精良的秦軍卻遭到了越人的重創，可見越人在人數上應比秦軍更多。秦軍雖然最後打敗了甌駱越人，但也不可能將他們全部殺光，西漢時廣西還有許多越人，就說明大部分越人生存、繁衍下來了。既然壯族的先民西甌駱越繁衍下來了，那為什麼壯族各姓的族譜都不肯提及，而幾乎都說是從北方遷來的呢？這除了文化落後的原因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與歷史上各朝代實行的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政策有關。
中國的姓氏大約是在西周時由漢族先民發明創造的，而壯族先民直到秦代仍是有名無姓。據《淮南子?人間訓》記載，秦軍攻略廣西時曾經擊殺了西甌君譯籲宋。這個“譯籲宋”，只是西甌首領的名字的譯音而已，並沒有姓氏。西甌人的首領尚且如此，其他一般的西甌人就可想而知了。而到秦代以後，壯族先民受到漢族影響，才陸續取了姓氏，較早的有呂、黃、蘇等姓，以後又有韋、覃、莫、藍、週、寧、凌、白、盧、邵、柴、李……等等。這些姓氏，幾乎都是漢族姓氏。壯人既然借用漢人姓氏，又企圖籍族譜以提高自家的社會地位，於是就“順手牽羊”，將漢人姓氏族譜中的先祖也奉為自己的先祖。這樣，就將本來似是而非的歷史變得順理成章了。
所以，不能單憑籍姓氏族譜就說壯族來自北方漢人。當然，在壯族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不能排除有漢人加入的成份，因為民族的形成和發展不同於宗族。宗族是由血緣關係組成的，照理說沒有血緣關係就不能成為宗族的成員；而民族則因由地緣關係而形成，只要在一定的地域內共同生產和生活，具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風俗習慣、共同的文化心理等，就可以成為某個民族的成員，而不管其血緣關係如何。所以，南遷的漢人來到廣西後，受壯人的影響而改變了他們原來的語言和風俗習慣等，就變成了壯族的成員。但是，總的看來，變成壯族的漢人在壯族中的比例並不大，充其量也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已。所以，壯族的主體無疑應是廣西的土著民族。
“土著說”總的認為壯族是由廣西史前的土著民族發展而來的。這是目前學術界比較一致的看法，其根據主要是三方面材料： 第一，歷史文獻材料。從流傳至今的漢文史籍來看，壯族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越人，具體說是西甌和駱越。這些越人到東漢時期稱為烏滸、俚人，南朝至唐朝時期稱為僚人，宋代以後除了原有的俚、僚等名稱外，還有布土、土人、撞、僮、儂、俍、沙、儴等20多種不同名稱。這是對不同地方或不同支系的壯人的稱謂。到上世紀五十年代，統一稱為“僮族”，1964年時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提議，才將“僮”字改為“壯”字，並沿用至今。這些不同的名稱，因時代的不同而異，但它們的前後關係基本上是清楚的。
第二，體質人類學材料。廣西地區先後發現了舊石器時代晚期（以柳江人為代表）和新石器時代早期（以桂林甑皮岩人、柳州鯉魚嘴人為代表）的許多古人類骨骼材料，將這些材料和現代壯族人的體質形態材料相比較的結果，發現壯族在其體質形態的形成過程中，與包括廣西在內的嶺南地區一些新石器時代的古人類有著繼承的關係；壯族的根源不僅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早期的甑皮岩人、鯉魚嘴人，甚至還可以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的柳江人①。也就是說，現在的廣西壯人是由柳江人、甑皮岩人和鯉魚嘴人逐步發展而來的。
第三，文化人類學材料。將這方面材料綜合研究的結果，發現現代壯族的許多傳統文化，例如語言、民居建築形式、生活習俗、喪葬習俗等，都與廣西的古代越人或新石器時代的古人類的習俗有著承接的關係。在語言方面，據西漢人劉向（約公元前76~6年）所著的《說苑》卷十一“善說篇”記載，公元前528年的一天，楚王母弟子皙（官為令尹，掌管全國軍政大權）在湖中泛舟，給他划船的一個越人用越語唱了一首歌（後人稱之為“越人歌”）。子皙當時聽不懂，便叫人翻譯成楚語（漢語方言）。子皙聽懂後很高興，以隆重的禮節賞賜這位划船的越人歌手。這說明漢語和越語不同的，要經過翻譯才能溝通。可貴的是，劉向在《說苑》中用漢字記音的方法，將這首“越
人歌”的歌詞的讀音記錄下來，並附有用漢語翻譯的意思，，因而是極為難得的語音資料。二十年前，壯族語言學家韋慶穩先生將記音的漢字擬構出其古代讀音，然後與侗台語中的壯語、傣語、泰語的擬古音進行對照，最後用壯語將原歌詞的意思翻譯出來②，結果發現，原歌詞的詞彙和語法與現代壯語差別不大，其前後詞序正與漢語相反；用壯語翻譯出來的意思與原附漢譯的意思完全一致；原歌詞與現代壯族山歌有著共同的特點，例如壯族山歌多臨時隨意而唱，常以提問開頭，腰、腳韻互押，“越人歌”也是這樣。這充分證明，壯語與古代越語確有淵源關係。另外，在民居建築形式方面，據文獻記載，壯族先民居住的房子為“干欄”式建築，廣西考古也發現不少“干欄式”房屋的模型；這種建築形式在壯族地區至今仍然可以見到。在生產、生活習俗方面，古代越人是稻作民族，日常種植水稻；喜食大米飯，尤嗜糯米飯；喜慶或節日喜歡對唱山歌，各地都有“歌圩”。這些在現今壯族中依然如此。在喪葬習俗方面，廣西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常見二次葬和蹲葬；而現今壯族在人死後盛行二次葬，拾骨時亦多作蹲坐狀。
由以上幾方面的材料看來，壯族的主體應是由本地的史前人類發展而來無疑，而在其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不排除有其他民族加入的成分。
“土著說”在泰國是較新的觀點。泰國的考古發現表明，至少在一萬多年前在現今泰國的土地上就已經有人類在活動，這些史前人類如果能在泰國土地上延續下來，就應該成為泰國的土著民族。但是，這些土著民族是否就是泰族的先民呢？泰國學者找到了一些證據，不僅是前面提到的西里叻醫學院素?盛威昌先生，另一個泰國學者親?育邁在《泰國史前時代》一書中也說，泰國新石器時代的人類在體質形態上與現今泰人的特徵沒有多大差別。其實，他們據以同泰國新石器時代的人類骨骼進行比較的現今泰人的材料，主要是1927年對來自泰國各地的一千多名士兵進行活體測量的結果。這批材料有三個缺陷：一是年齡段過窄，二是來源地域過寬，三是世係來源過於復雜。因此，比較的結果不一定可靠。而且，泰族如果真是泰國的土著民族的話，就很難解釋壯語和泰語為什麼那麼接近。
另外，據研究，歷史上在今泰國境內建立的許多古代國家中，時間較早的國家都不是泰族建立的。例如，公元1~3世紀在泰國南部半島的都元國、金陳（金鄰）國、盤盤國、赤土國等，是由馬來人和占人建立的國家；公元1~7世紀在泰國中部地區的口巴盧沒國、湛離國、墮羅缽底國、羅斛國等，則是孟——高棉族建立的國家。一直到了公元12~13世紀，泰族才在今泰國北部、中部建立了蘭那國和素可泰國。從13世紀中葉起，素可泰王國統一了全泰國，以後相繼的有大城王朝、吞武里王朝、曼谷王朝等，也都是泰族建立的國家。正如披耶阿努曼查東在《泰國傳統文化與民俗》①書中所說，“一千多年前，泰國大部分領土，除馬來半島的南部地區之外，都處於印度教化墮羅缽底（公元457~657年）的講孟語民族和高棉或柬埔寨帝國（公元957~1257年）的統治之下，而馬來半島則處於宗主國室利佛逝這一印度教化的蘇門答臘帝國（公元657~1157年）的統治之下。”④可見由泰族建立的國家，在泰國的歷史上比較晚。所以泰族不是泰國境內的土著民族，而是後來才遷入並融合了當地土著民族。
在“外來說”的各種說法中，“源於印尼說”是一種新觀點，而且因為論者頌薩?素旺那是用現代科學的方法，將現代泰族人和印度尼西亞人的血型進行比較的結果，因而是值行重視的。但是，僅從血型的相似而導出泰族人起源於印度尼西亞的重大結論，根據顯得過於單薄，因而並未引起人們的注意。
在“源於中國說”的幾種觀點中，說源於中國西北的阿爾泰山或四川省，根本就沒有什麼根據，因而現在已經沒有什麼人相信了，但認為源於現今中國雲南省境內的古代南詔、大理國的觀點仍有不少人相信。論者認為南詔和大理國是泰族人建立的國家，後來由於“受中國人的壓迫而南遷”。其實，這種觀點一開始就受到眾多學者的反駁，例如曾在泰國教育部學術廳任職的歷史學家菲德里克?莫特就認為，南詔的主體民族是白族和彝族，泰族的人數並不多，而且不是統治者，所以，南詔國操泰語的民族和泰國境內的素可泰時代的泰人的歷史上沒有任何直接的關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中國雲南社會科學院的杜玉亭、陳呂範二位教授也對此問題進行了研究，並在《歷史研究》1978年第二期上發表了題為“忽必烈平大理國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遷”的論文，也認為大理國的主體民族是白族和彝族，與泰族無涉，因而那種認為元朝忽必烈平定大理引起泰族大量南遷的觀點就成了無稽之談。
至於說泰族源於中國南方的觀點，在其籠終的觀念中有合理的成份，但需要進一步細化。近十年來，經過我們和泰國藝術大學課題組的學者合作研究，特別是對壯泰語言的研究，現在已經形成共識：壯族和泰族共同起源於甌駱越人。
①李富強、朱芳武：《壯族體質人類學研究》，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韋慶穩：《“越人歌”與壯語的關係試探》，《民族語文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
③見泰國法政大學報1981年第2期
④披耶阿努曼拉查東著、馬寧譯：《泰國傳統文化與民俗》第17~18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87年7月版。
⒋壯泰民族的分流
西甌駱越主要是春秋戰國至秦漢時期居住在今廣西全境和廣東西部的越人的名稱，其中包含了壯泰先民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時間和地域。那末，
他們共同生活到什麼時候？何時才分離呢？這方面雖然沒有明確的歷史記載，但可以從一些時代特徵比較明顯的基本詞彙中得到啟發。下面先看一些有關聯的詞彙：
在上列詞彙中，有的在壯語和泰語中讀音相同或相近，為同源詞；有的讀音則迥然有別。讀音相同或相近的同源詞，應是在壯泰民族的共同生活中產生的，也就是說這些詞彙產生時壯泰民族尚未分開。而讀音絕然不同的非同源詞，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產生。所以，它們形成時壯泰民族已經分離。但是，同源詞產生的時間有早有晚，而要說明壯泰民族共同生活的最後時間，應該根據這些詞中出現時間最晚者來推斷；而讀音迥異的非同源詞出現的時間也有早有晚，要說明壯泰民族何時開始分離，應該根據這類詞彙中出現時間較早者來推斷。根據這樣的原理來分析，在壯語和泰語中讀音相同或相近的同源詞中，有些與稻作農業有關的詞彙產生的時間應該較早，例如hou55、khau41（稻穀、米飯），hou55niu24 、khau33neu24（糯穀、糯飯），na33（水田），han31、kha:n33（田埂），kja55、 kla41（稻秧），?:i55（甘蔗），vai55、fai41（棉花），?e: ? 42、l?:?453（旱），tum33、thu?m41（水淹），ko:n33、k?:n11、vit55（戽斗）等，這些詞開始出現的時間我們雖然無從進行確切的考訂，但至少在東漢以前（公元25年以前）即已形成，因為在兩漢時期越人的經濟社會中，稻作農業已有較大發展，提到的這些農作物、農具等已在稻作農業的生產中應用。隨著稻作農業的發展，一些新的技術才逐漸得以推廣和應用，因而有些詞彙出現較晚。例如va:i31、kh?a:i33（水牛），?ai24、thai24（犁），e:k35、?:k22（牛軛），?ai24na31、thai24na33（犁田）等詞，就出現得較晚，因為西甌、駱越雖然是較早進行稻作農業的群體，但使用牛力拉著鐵犁耕田，則要到東漢時期（公元25~220年）才出現。
在壯泰語中讀音相同或相近的詞彙中，還有一些與商業貿易有關的詞彙，例如ka:i24、khai33（賣），?a?42、s?453（買），pe: ?31、 ph?:?33（貴）， thu:k22（便宜），?a?33、tshai41（秤），ki:m35、ji:m33（金），??n11（銀），lui（銅錢），? o:m24、h?:m24（攢錢）等。從西甌、駱越的社會發展來說，利用金、銀、錢幣和秤進行買賣的商業貿易活動，並形成貴、便宜、攢錢的觀念，大約也是在西漢時期才開始形成，要到東漢時期才盛行。廣西、廣東地區迄今未發現過西漢以前的貨幣而西漢時期的貨幣已較普遍就是明證。
由牛耕、犁耕及商業貿易等詞彙出現的時代及其在壯泰語中讀音相同或相近的情況來分析，可知壯泰兩個民族在一起共同生活的是最晚時間為漢代，因為在幾千個壯泰語的基本詞彙中，目前我們還沒有找到比漢代更晚的在壯泰語讀音相同或相近的同源詞。
在壯泰語中讀音迥異的詞彙中，有的出現得很晚，例如煙草大約是明朝嘉靖年間才傳入廣西並開始流行的，因而“吸煙”一詞的出現應在明朝嘉靖年間或稍晚。 “吸煙”的“吸”，在壯語和泰語中相同，都是sum21；而“煙”就不一樣了，壯語叫ji:n24或ji?n24，是藉用漢語的詞彙，泰語則叫bu33li11，可見有不同的來源。
又如“石灰”，中國大約要到明代才學會用石灰岩（CaC03）來燒成石灰，所以在壯語中稱為hoi24，而泰語則叫hin24pu:n33，二者完全不同。由另外一些詞彙來看，還可以把分離的時間提前。例如“筒車”（漢語又叫“天車”），是一種把水提到高處的工具，以較大的木柱為軸心，製成一個帶有幅條的大水輪，輪的周邊係有與軸心平行而斜置的竹水筒，每兩條對稱的輻條末端係有與軸心垂直的以竹篾編成的葉片。整個大水輪直立於河邊水中，葉片受水力衝擊而使水輪轉動。隨著水輪轉動，下方的竹筒沒入水中盛水，又隨著水輪轉動而轉到上方，自動將竹筒中的水傾倒入特備的水槽中，通過水梘的導引而流入農田。這種筒車，壯語叫lo:k55，大約出現於東漢以後唐代以前；而泰語叫ka?33han24，讀音完全不同。又如“龍骨車”（漢語又叫“翻車”），也是一種提水工具。據明代徐光啟《農政全書》卷十七記載，這種工具是東漢靈帝（公元168~172年）時的畢嵐或者是三國時魏國的馬鈞發明的，估計應在兩晉南北朝時期才傳到廣西、廣東。在壯語中，龍骨車叫lu?11kuok55?i24,是藉漢詞彙；而在泰語中也是迥然不同。又如，用石塊或火磚砌成的“拱橋”，中國大約出現於東漢時代，在河南省新野縣出土的東漢畫像磚上已有拱橋的圖形，但傳到廣西應在東漢之後，壯語叫kieu21ku:?35，泰語叫sa33pha:n33kho:?55。由“筒車”“龍骨車”“拱橋”幾個詞彙來看，在壯族發明“筒車”之前和“龍骨車”和“拱橋”傳到壯族地區之前，壯泰民族已經分離，故二者分離的時間似應在東漢以後（公元220年之後）至唐代以前（公元618年之前）的這段時間之中。
這個推論還可以從壯族和泰族的歷史中得到印證。
從壯族歷史來說，壯族先民原來沒有自己的文字，但到唐代時（公元618~907年），在漢文化的長期影響下，壯族先民們已經仿照漢字的形、音、義的結構方式，創造了自己的土俗字（俗稱方塊壯字），並逐步在民間流行。廣西上林發現的唐代碑刻上就已經出現這種土俗字。另外，到唐代時壯族先民已有較多的人（特別是上層權貴人物）模仿漢人取了姓氏，宗族觀念基本上已經比較牢固。如果壯泰先民在唐代以後（公元907年之後）才分離，也就是說壯泰先民在唐代還生活在一起的話，那末，不管他們走到哪裡，或多或少都會保留一些原來已經形成的文化傳統的痕跡，但在事實上，泰族地區既沒有發現一些漢字或土俗字的蛛絲馬跡，也毫無姓氏的踪影。尤其是宗族觀念，它一旦在民眾中生根，是很難泯滅的，所以姓氏作為宗族的標誌，絕不會被輕易放棄。如果說有人為了躲避官方的殺戳而改名換姓的話，那也只是改換姓氏而已（如傳說的的“韓”“譚”姓改為“韋”“覃”姓），絕不會取消姓氏；何況遷到泰國後，那裡已是漢人勢力鞭長莫及之處，根本不需要改換姓氏，更無必要取消姓氏了。由這些分析的情況看來，唐代時壯泰先民已經不在一起共同生活，所以，他們的分離宜應在唐代之前。當然，這只是就壯泰先民較大規模的遷徙或就構成泰國泰族的主體而言，並不排除在漢代以前和唐朝以後也有小規模的遷徙，因為人們遷徙的原因除了大動亂的社會原因以外，還有局部的天災人禍或其他原因。
從泰族的歷史來說，也與壯泰先民分離的時間大致在漢以後唐以前的推斷相吻合。因為泰族先民從廣西輾轉遷到泰國，是需要一定時間的；遷到泰國後，要站住腳根，逐步建立、發展和擴大自己的勢力，更加需要時間。大約經過幾百年時間，泰族終於建立起自己的國家——素可泰，並逐步統一了全泰國。這樣，素可泰王朝就可以運用政權的力量，創造並推廣泰文，將全國各地的各種不同語言統一為泰語。由於這種泰語基本上是以三國兩晉以前的越語為基礎的，因而許多基本詞彙和壯語相同或相似。
分離之後，由於所處的地理環境不同和所受到的文化影響不同，終於使壯泰先民分道揚鑣，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最終形成了壯族和泰族兩個不同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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